抬眼便见第一场雪落西窗檐角

伏案整理近代学者关于二十四节气“小雪”的札记残稿到正午，咖啡凉透三次，指尖冻得捏不住钢笔尖的缠绳绒套，才想起忘拉书房厚重的棉麻窗帘。拉开的一瞬间，西窗檐角已经挂了三两片白絮似的东西，被楼下卖热炒栗子的铁铲翻炒出的风卷得晃了晃，又飘起两片更大的，落在了窗台上蒙着半层薄灰的线装书脊上——书脊是光绪年间的竹纸裱成，印着淡蓝色的“陶庵梦忆序笺注残卷”。原来残稿里张岱那句“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不是凭空的怀古怅然，是此刻我和三百年前那个躲在湖心亭赏雪的落魄文人，共享的同一种感官的震颤：第一场雪，总是来得猝不及防，像上天偷偷塞进尘世的一页未署名的诗稿，只有愿意偶尔抬眼逃开案头的人，才能捡到。

楼下的热炒栗子摊很快就围满了裹着各色羽绒服的孩子，摊主戴着油腻腻的白帽子，把热气腾腾的糖炒栗子倒进竹编簸箕里，铁铲刮着金属锅沿发出的“哗啦哗啦”声，暂时盖过了雪落的声音。但孩子的眼睛是尖的，最先发现的是穿粉色羽绒服扎羊角辫的那个，她从热炒栗子的香气里挣脱出来，仰着冻得通红的小脸，指着西窗檐角喊：“妈妈妈妈！下雪啦下雪啦！真的下雪啦！”紧接着就有更多的孩子抬起头，手里攥着还没剥壳的栗子壳屑，蹦蹦跳跳地去追落在空中打着旋儿的白絮。有一片特别大的，落在了穿藏青色中山装的老爷爷的鼻尖上，他戴着一副金丝边老花镜，正站在残雪初积的银杏树下捡叶子——那棵银杏树是我搬来这个老家属院时就种下的，据看门的张大爷说，树龄和他差不多大，今年秋天叶子黄得特别晚，落得也特别慢，几片最黄最亮的叶子，还顽强地挂在光秃秃的枝桠上，像给雪天的树戴了几朵金色的小花。

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在外婆家的日子，外婆家住在江南的一个小镇上，小镇很少下雪，十年里能下两三场像样的雪就已经是奇迹了。记得我八岁那年的冬天，小镇下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雪，雪从除夕的前一天晚上开始下，一直下到正月初二的早晨才停。除夕的年夜饭是在外婆家的堂屋里吃的，堂屋中央烧着一个用旧铁桶改的炭盆，炭盆里的炭火烧得正旺，映得外婆脸上的皱纹像盛开的菊花。吃年夜饭的时候，我时不时地跑到堂屋的门口去看雪，雪片越下越大，像鹅毛，像柳絮，像外婆缝棉袄时从棉花被里扯出来的棉花团，落在院子里的腊梅树上，把腊梅树上金黄色的花朵都盖住了，只留下几缕若有若无的香气飘进堂屋里。正月初二的早晨雪停了，我和隔壁的阿明哥一起去院子里堆雪人，外婆给我们找来了她的旧草帽、旧围巾，还有两个黑溜溜的煤球当雪人的眼睛，阿明哥还从他家里偷拿了一根胡萝卜当雪人的鼻子。雪人堆好的时候，太阳出来了，金色的阳光照在雪人的身上，雪人的旧草帽上的雪开始融化，一滴一滴地落在雪人的脸上，像雪人在哭一样。我当时吓得哭了起来，外婆赶紧过来抱着我说：“傻孩子，雪人不是在哭，是在笑呢，太阳出来了，它要变成天上的云，明年冬天再来看我们。”

从外婆家回来之后，我就很少再见到那样大的雪了，后来上了大学，读了研究生，最后留在了这个北方的城市里教书，每年冬天都会下雪，但雪总是下得很小，有时候甚至只是飘几片白絮就停了，根本积不起来。今年的这场雪，虽然也不是很大，但至少落在西窗檐角的那几片，还有落在窗台上那本光绪年间竹纸线装书上的那一片，让我感受到了久违的宁静和温暖。我放下手里的札记残稿，走到窗台前，小心翼翼地把落在线装书上的那一片雪捡起来，雪片刚一碰到我的指尖，就融化了，变成了一滴小小的水珠，顺着我的指尖流到了窗台上蒙着半层薄灰的水泥地上，留下了一个小小的湿痕。我突然想起残稿里的另一句话，是周作人翻译的日本古典文学作品《枕草子》里的：“雪的白，是那种让人觉得心里空荡荡的白，但空荡荡的心里，却又装满了无数的回忆和期待。”

楼下的热炒栗子摊已经收摊了，穿粉色羽绒服扎羊角辫的小女孩，手里攥着一个用糖炒栗子壳串成的小项链，蹦蹦跳跳地跟着妈妈回家了；穿藏青色中山装的老爷爷，手里攥着几片刚捡的黄中带绿的银杏叶，也慢悠悠地走回了家；看门的张大爷，正拿着一把扫帚，在院子里扫雪，扫帚扫过雪地上的声音，“沙沙沙沙”的，和刚才雪落的声音一样好听。我重新拉上书房厚重的棉麻窗帘，回到书桌前，重新拿起那支冻得捏不住缠绳绒套的钢笔，继续整理近代学者关于二十四节气“小雪”的札记残稿。窗外的雪，还在继续下着，“沙沙沙沙”的，落在西窗檐角上，落在院子里的那棵银杏树上，落在看门张大爷扫过的雪地上，也落在了我空荡荡的心里——但空荡荡的心里，却又装满了无数的回忆和期待。（全文1972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