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光明为向追寻生命微芒的坐标

清晨四点半的图书馆走廊尽头，总会漏进一盏暖黄的廊灯，它不是整层最亮的光源，却总在楼梯转角处第一个接住赶早翻阅资料的脚步。每次整理完汉简残篇上那些模糊的、承载着古人对天地秩序追问的字迹抬头，这盏灯就像一枚小小的、固定在时空中的榫卯，把我此刻眼前模糊的历史光斑，和更远更暗的先民篝火，以及更宽更广的未来文明光谱，悄无声息地接榫在了一起——这大概就是我理解的“以光明为向”：它不是单向奔赴一轮高悬的、遥不可及的烈日，而是以自己或他人的一点微芒为锚，在茫茫未知中校准生命的坐标，一步步走出自己的路，也为后来者留下一点可供辨认的痕迹。

前些年在敦煌研究院交流学习，有幸见过樊锦诗先生批改年轻壁画修复师稿子的场景。樊先生已经八十多岁，眼睛不好，放大镜架在老花镜上，稿纸边缘的铅笔圈密密麻麻，连修复方案里“胶液浓度的±0.2度”“颜料取样时避开壁画的1毫米应力线”这样的细节都不肯放过。那天走廊的窗外是敦煌的戈壁，阳光毒辣得能把人晒脱皮，但樊先生工作台前的台灯却是暖色调的，灯光打在她花白的头发和布满皱纹的手上，也打在摊开的壁画残片复制品上——那些复制品上的飞天，衣袂飘飘，眼神清澈，仿佛正从莫高窟第257窟的九色鹿故事里飞出来，在这盏暖黄的台灯下稍作停留，看看这群还在守护着她们的人。樊先生常说，“莫高窟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是子孙万代的，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为子孙后代留一盏灯”。以前我对这句话的理解很肤浅，以为只是一句保护文物的口号，但那天亲眼见过樊先生的样子后我才明白：樊先生所说的“留一盏灯”，不仅是指用科学技术保护好莫高窟的壁画彩塑，更是指用自己的坚持和热爱，把莫高窟里蕴含的中华文明的精神火种——对美的追求、对生命的敬畏、对未知的探索——传递给年轻一代，让他们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能以这颗精神火种为锚，校准自己的生命坐标。

其实，以光明为向从来都不是大人物的专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或他人的一点微芒。去年冬天我在医院陪床，旁边病床住的是一位七十多岁的乡村教师，因为肺癌晚期住院，但他每天早上都会准时起床，坐在病床上给村里的孩子们写回信——孩子们的信都是用田字格纸写的，歪歪扭扭的，但每一封信的开头都会写“敬爱的李老师您好”，结尾都会画一个小小的太阳。李老师写回信时也很认真，戴着老花镜，用钢笔一笔一划地写，连信封上的邮政编码都要反复核对好几遍。有一次我问李老师，“您身体都这么差了，为什么还要坚持给孩子们写回信呢？”李老师笑了笑，指了指孩子们画的那些小小的太阳说，“这些孩子啊，都是大山里的小树苗，需要阳光才能长大。我虽然不能再站在讲台上给他们讲课了，但我可以用我的回信，给他们送去一点阳光啊。再说了，给孩子们写回信，也是我自己的一点念想，是我生命里的一点微芒，能让我在这个冬天里，不觉得那么冷”。那天晚上医院的走廊很暗，但李老师病房里的台灯却一直亮到很晚，灯光透过门缝漏出来，像一条小小的、温暖的光带，照亮了走廊的一小段路，也照亮了我陪床时那段有些焦虑和迷茫的时光。

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黑暗：可能是学业上的挫折，可能是工作上的不顺，可能是生活上的变故，也可能是对未来的迷茫和恐惧。但只要我们心中有光明，只要我们愿意以自己或他人的一点微芒为锚，校准自己的生命坐标，我们就一定能走出黑暗，迎来属于自己的光明。正如鲁迅所说，“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全文1872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