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敦煌残卷与支教日记为灯盏的希望叙事

以敦煌残卷与支教日记为灯盏的希望叙事

上周整理疫情期间学校文科馆存档的“特殊时期人文坚守与传播微档案”时，指尖同时触碰到两样东西：一件是馆里退休馆员李老捐赠的、用塑料膜缠了三层的、标注着“1967年抄录莫高窟第275窟北魏供养菩萨残经卷草稿”的泛黄宣纸，纸边因为长年摩挲起了毛絮，中间缺页的地方用铅笔描着菩萨残存的半只佛手轮廓；另一件是我去年带的研一学生林小夏从云南迪庆维西县塔城镇中心完小支教回来后，手写并用彩色蜡笔点缀过藏文祝福语的支教日记，纸壳封面上画着一盏用松节油点燃的酥油灯，灯光下站着一群穿着藏袍戴着红领巾的孩子。那一刻，这两盏跨越时空、跨越地域的“灯”在指尖重叠——不是李老描的铅笔光，不是小夏画的蜡笔光，是残经卷里未曾磨灭的北魏供养人对信仰传承的希望之光，是塔城小学孩子们第一次用标准普通话朗读朱自清《春》时眼里闪烁的知识之光，也是无数像李老、小夏这样的人，用自己的坚守把这束光传递下去的人文之光。

作为一名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传播研究的青年学者，我之前对“希望为灯”的理解大多停留在文本层面——鲁迅在《故乡》里说“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巴金在《灯》里写“这些灯光都不是为我燃着的，可是连我也分到了它们的一点恩泽——一点光，一点热”，萧红在《商市街》后记里念道“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这些文字里的希望是抽象的，是黑暗困境里的一丝慰藉，是绝望深渊里的一根救命稻草。直到整理完这两本微档案，直到李老戴着老花镜坐在文科馆阳光房里给我讲那段抄录残经卷的往事，直到小夏把塔城小学孩子们用彩色蜡笔写的“李老师好林老师好我们喜欢读书”的明信片寄到我的办公室，我才真正明白：希望从来都不是抽象的文本符号，而是具象的行动载体；希望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单打独斗，而是一群人的薪火相传；希望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星空，而是触手可及的脚下路、眼前人、手里事。

李老说，1966年他大学毕业分配到甘肃省博物馆工作，第二年馆里接到通知要整理一批从莫高窟第275窟藏经洞旁坍塌的崖壁缝隙里清理出来的残经卷，那批残经卷大多是北魏时期的，纸张已经脆得像薯片，稍微一碰就会碎成粉末。当时整个甘肃省博物馆的工作环境非常艰苦，没有空调没有暖气，冬天零下二十多度，夏天四十多度，连一张像样的工作台都没有，只能把几张八仙桌拼在一起，铺上两层旧报纸当工作台。那时候很多人都劝他不要去碰这批残经卷，“碰坏了可是要担责任的”“现在谁还管这些老掉牙的东西”，但他还是主动请缨承担了抄录的工作。他说，“那时候我摸着那些残经卷，仿佛能摸到北魏供养人抄经时的心跳声，能闻到松烟墨的香味，能看到他们在油灯下虔诚的眼神——他们花了那么多时间那么多精力抄录这些经卷，就是希望佛教文化能在敦煌这片土地上传承下去，我不能让他们的希望在我手里断了”。那段时间，他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晚上十二点多才睡觉，抄经的时候不敢喝水不敢咳嗽不敢打喷嚏，生怕呼出的热气哈到残经卷上，生怕咳嗽的震动把残经卷震碎。抄完一页纸，他就用塑料膜把残经卷小心地包起来，锁在铁皮柜子里。就这样，他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抄录了那批残经卷里能辨认的所有文字，一共三万八千多字。后来他从甘肃省博物馆调到我们学校文科馆工作，把那张泛黄的抄录草稿纸和半页他用铅笔描的菩萨半只佛手轮廓一起带了过来，一直放在他的办公抽屉里，直到退休才捐赠给微档案。李老说，“那半只佛手就是我的灯，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拿出来看看，仿佛能看到菩萨在给我指引方向，仿佛能感受到北魏供养人传递给我的力量——只要还有人愿意坚守，希望就不会熄灭”。

小夏说，去年暑假她报名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滇西文化支教行”活动，被分配到维西县塔城镇中心完小教三年级的语文和四年级的英语。塔城镇中心完小位于金沙江支流腊普河的源头，海拔两千八百多米，条件比她想象的还要艰苦——学校没有食堂，只能自己做饭；学校没有热水，冬天只能用冰冷的山泉水洗脸洗脚；学校没有网络，晚上只能在松节油点燃的酥油灯下备课。那段时间她经常偷偷哭，后悔自己报名参加了支教活动，“太苦了太累了”“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城里”。直到有一天，她在教四年级的孩子们读英语单词“sunshine”的时候，坐在最后一排的藏族小女孩卓玛突然举了手，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问她：“林老师，‘sunshine’是不是就是我们平时看到的酥油灯的光？是不是就是李爷爷（塔城镇中心完小的退休校长）说的‘希望的光’？”那一刻，小夏愣住了——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教的一个英语单词，会和卓玛眼里的酥油灯联系在一起，会和李爷爷说的“希望的光”联系在一起。那天晚上，她坐在松节油点燃的酥油灯下，翻了翻李爷爷留下的校长日记——李爷爷在日记里写，“塔城的孩子就像腊普河源头的小树苗，需要阳光需要雨露需要知识的滋养，只要我们这些老师愿意坚守，愿意给他们一盏灯，他们就一定能长成参天大树，一定能走出大山，一定能把塔城的文化传承下去”。从那以后，小夏再也没有偷偷哭过，她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带着孩子们在腊普河边跑步晨读；她每天晚上十二点多才睡觉，用彩色蜡笔给孩子们画英语单词卡片；她还自己掏钱给孩子们买了很多课外书，建立了一个小小的“班级图书角”。那段时间，卓玛的普通话进步得很快，英语成绩也从原来的不及格变成了全班第一；坐在第一排的藏族小男孩扎西，第一次用标准普通话朗读了朱自清的《春》，读的时候眼里还闪烁着泪光；整个班级的学习氛围也变得越来越好，孩子们每天都盼着上课，每天都盼着读书。支教结束那天，孩子们围着小夏哭，塞给她很多用彩色蜡笔写的明信片和用野花编的花环。卓玛把自己用松节油点燃的一盏小酥油灯塞到小夏手里，说：“林老师，这盏酥油灯是我亲手做的，我把它送给你，希望它能像照亮我一样照亮你——只要还有人愿意给我们一盏灯，希望就不会熄灭”。

回到学校后，我把李老的抄录残经卷草稿纸、小夏的支教日记、卓玛送给小夏的小酥油灯、还有塔城小学孩子们写的明信片，一起放在了文科馆的微档案展示柜里。每天都会有很多师生来参观这个展示柜，每次看到他们对着展示柜里的东西发呆、流泪、微笑，我就知道，这两盏跨越时空、跨越地域的“灯”已经在他们的心里点燃了。作为一名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传播研究的青年学者，我想，我的使命就是把这束光传递下去——用我的笔，写一篇又一篇关于“希望为灯”的文章；用我的课，给学生们讲一个又一个关于“希望为灯”的故事；用我的行动，做一个又一个关于“希望为灯”的事情。因为我知道，只要还有人愿意坚守，愿意传递，愿意点燃，希望就不会熄灭，人文之光就会永远照耀着我们前行的道路。（全文1927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