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大王的旧时光

现在站在穿衣镜前，镜里的我已经是留着齐肩发、会帮妈妈拎着菜篮子爬五楼的高中生了。可只要风一吹过巷口那棵歪脖子老槐树，我就会猛地想起扎着羊角辫、裤腿沾着泥污的小丫头——那时候的我，是整条巷子里公认的皮大王，连巷口卖糖画的张爷爷都笑着说，这丫头比他摊子上的猴儿糖还皮。

最早的调皮记忆，是三年级夏天的掏鸟窝事件。村头老榆树的枝桠上总飘着细碎的鸟叫，我和阿强、阿明三个小鬼头盯着那棵树快一个星期了。那天趁大人午睡，我们偷摸搬了家里的竹梯，我攥着竹杆爬得最快，刚摸到鸟窝的边缘，就听见邻居家大公鸡“咯咯咯”的尖啸——原来我踩断了它搭在树杈下的草窝。我吓得脚一滑，从半米高的梯子上摔下来，屁股蹲在泥地里，窝里的三颗鸟蛋滚得满地都是，阿强和阿明早跑得没了影。我捂着发烫的屁股往家跑，刚进门就撞见妈妈端着刚蒸好的玉米，她看着我满脸泥污、裤腿沾着鸟粪的样子，先是愣了两秒，接着笑出了声，抄起墙角的鸡毛掸子追了我半条巷，最后在老槐树下把我抓住，却只是轻轻敲了敲我的脑袋：“下次掏鸟窝喊上我，给你拿个干净的竹篮，别再踩人家公鸡的窝了。”那天晚上妈妈给我煮了两个荷包蛋，还跟下班回来的爸爸说：“这丫头就是野性子，跟猴儿似的，拴都拴不住。”

家里的老挂钟也是我调皮的“受害者”之一。爸爸那台从旧货市场淘来的老挂钟，是他的心爱之物，每周都会拿螺丝刀擦一次齿轮。那回挂钟突然停摆，爸爸鼓捣了半天也没修好，叹了口气说要拿去巷口修鞋匠那里。我盯着挂钟背面露出的黄铜齿轮，心里痒得不行，趁爸爸去上班，搬来小板凳把挂钟拆得七零八落：齿轮散了一桌子，螺丝滚进了沙发缝，连钟摆的弹簧都弹到了吊顶上。我对着爸爸留在纸上的维修图纸拼了半天，越拼越乱，最后蹲在地上红了眼眶。爸爸下班回来，看到电视柜上的“废墟”，先是愣了一下，接着蹲下来看着我憋红的脸，没骂我，只是从工具箱里翻出新的螺丝：“来，爸爸教你，齿轮要按大小卡，小的放上面，大的垫下面，不然钟就会闹脾气不肯走。”那天我们拼了整整半个钟头，挂钟终于又发出“滴答滴答”的声响，爸爸摸着我的头说：“好奇是好事，但下次拆东西要跟爸爸说，别把自己关在房里急得哭鼻子。”那台老挂钟现在还摆在我家电视柜上，只是爸爸再也没拆过它，说要留着给以后的小侄子当玩具。

在学校里，我的调皮本事也没落下。四年级的数学课上，李老师在黑板上讲一元一次方程，我偷偷把粉笔头掰成小块，用橡皮当弹弓打前排的同学。正打得起劲，突然听见“啪”的一声，粉笔头正好打在李老师的黑板擦上，粉笔灰飘了满教室。我吓得赶紧低下头，以为要被揪到讲台罚站，结果李老师转过身，眼睛扫过教室，最后落在我身上。我攥着衣角挪到办公室，没想到李老师没批评我，只是指着黑板上的粉笔印：“你看，粉笔是用来写字的，不是用来玩‘枪战’的。不过你力气不小，下次班级擦黑板的活交给你怎么样？”后来我成了班级的“专属擦黑板专员”，每次擦黑板都特别认真，李老师还在班会课上表扬我“劳动积极”，那时候我才知道，调皮也要分场合，不是所有的捣蛋都惹人烦。

我还总爱“改造”家里的小物件。妈妈的口红、爸爸的钢笔、奶奶的老花镜，都被我拆过一遍。有一回妈妈出门买酱油，把梳妆台上的豆沙口红落在了桌上，我看着那管膏体，突然想起电视里新娘子涂口红的样子，就偷偷拿出来，给我的布娃娃小红涂了个大红唇，还在客厅墙上画了个歪歪扭扭的爱心。妈妈回来看到墙上的红印子，先是瞪了我一眼，接着看着布娃娃脸上的“浓妆”，忍不住笑出了声，拿着口红在我脸上也画了一道：“小调皮，把自己也涂成小花猫吧。”那天我们娘俩对着镜子笑了好久，后来那支口红被妈妈收进了化妆盒最底层，说要留着当“纪念”。

现在我再也不会爬树掏鸟窝，也不会拆家里的挂钟了。上次回家，爸爸的老挂钟还在滴答作响，妈妈的化妆台上摆着新的口红，巷口的老槐树依旧枝繁叶茂，只是卖糖画的张爷爷再也没说过我比猴儿糖还皮。有时候我会路过小学的校门，看到扎着羊角辫的小丫头蹲在墙根玩泥巴，就会想起当年的自己——那个满身泥污、敢闯各种祸的皮大王。

原来所谓的调皮，从来不是故意捣蛋，只是小孩子独有的浪漫：是对世界充满好奇，想要摸一摸每一样东西，看一看里面藏着什么；是带着莽撞的勇气，敢爬上高高的树杈，敢把口红涂在脸上。那些被大人包容的捣蛋日子，那些被笑着原谅的小错误，都变成了我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底色。现在的我虽然不再像小时候那样闯祸，但心里还藏着那个皮大王的影子——她会在看到新奇的东西时眼睛发亮，会在做错事时勇敢承认，会永远带着对世界的好奇，认真地活着。

风又吹过巷口的老槐树，沙沙的声响里，好像又听见了当年我摔在泥地里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