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过南山坡

最近一次加班到深夜，走出写字楼的时候，深秋的风卷着一丝若有若无的麦香钻进衣领。我愣在原地，隔着十几层玻璃幕墙和二十公里的车程，居然闻到了南山坡的味道。那是属于我童年的专属气息，混着青草的腥甜、泥土的湿润和烤红薯的焦香，一下就把我拉回了十岁那年的午后——阳光晒得人犯困，我蹲在南山坡的草丛里，偷偷啃着刚摘的野枣，阿明在不远处追着一只花蝴蝶，竹编的猪草篓歪在一边，里面的狗尾草晃得沙沙响。

老家的村子坐落在秦岭余脉的褶皱里，屋后那道绵延数百米的南山坡，就是我整个童年的游乐场。它没有泰山的险峻，也没有黄山的奇秀，只是一道缓坡，土黄色的坡面铺着一层混着碎石的黄土，坡上长满了狗尾草、野菊花和蔓延的红薯藤，坡顶长着一棵歪脖子的老槐树，枝桠斜斜地伸出去，像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是全村人的天然瞭望台。

每天放学的铃声一响，我和发小阿明就会背着竹编的猪草篓，抄近路爬过南山坡。坡上的路没有铺砖，踩上去软乎乎的，草叶会蹭得脚踝发痒。春天的时候，坡上的映山红开得漫山遍野，像一团团燃烧的小火球，缀在绿莹莹的草坡上，风一吹就晃啊晃，像在朝我们招手。我们会摘最红的那几朵，插在猪草篓的边缘，回家的时候被奶奶笑说“像个小新娘”。夏天最热的时候，我们会躲在坡顶的老槐树下，啃着偷摘的野枣，听阿明讲鬼故事，蝉鸣在头顶响得像一团乱麻，风一吹，槐树叶沙沙响，就把恐惧都吹散了。偶尔会有养蜂人把蜂箱架在槐树下，我们就远远地站着，看蜜蜂拖着黄灿灿的花粉团飞进飞出，连呼吸都放轻了。

爷爷最喜欢在南山坡上侍弄他的庄稼。他在坡上开了一小块地，种红薯、玉米和几棵柿子树。每年秋天，我都会跟着爷爷去坡上挖红薯。爷爷戴着一顶洗得发白的旧草帽，用锄头轻轻刨开土，一个个圆滚滚的红薯就露了出来，带着湿润的泥土香，有的还带着细细的根须。我们会在坡上找一块平整的青石板，架起枯枝烤红薯。红薯的外皮被烤得焦黑，裂开一道缝，露出里面金黄的薯肉，咬一口，甜汁顺着嘴角流下来，烫得我直吐舌头。爷爷会坐在石板上，抽着旱烟袋，给我讲他年轻时在坡上放羊的故事，说那时候南山坡上全是狼，他用一根木棍就把狼吓跑了，我听得眼睛发亮，总觉得爷爷是天底下最厉害的人。

冬天的南山坡是另一个样子。一场大雪过后，整个坡面都被白雪盖住，像铺了一层厚厚的棉絮。我们会带着鞭炮和雪球，在坡上疯玩。爷爷会在坡顶的背风处晒柿饼，橙红色的柿饼挂在竹竿上，在雪地里格外显眼。我会蹲在旁边，帮爷爷翻柿饼，手指冻得通红，爷爷就把我的手揣进他的棉袄口袋里，暖乎乎的。过年的时候，我们会在坡顶放鞭炮，震得雪粒从槐树枝上簌簌往下掉，落在衣领里凉丝丝的，却一点都不觉得冷。

后来我上了初中，去了县城读书，只有周末才能回家。每次回家，我都会先爬过南山坡，看看爷爷种的柿子树有没有结果。那时候坡上的土路已经被爷爷踩得发亮，草叶被磨得贴在地面上，我背着书包跑上坡顶，就能看到村子里飘起的炊烟，闻见奶奶在厨房炒菜的香味。再后来，我考上了外地的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大城市工作，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有时候一年才回一次。城市里的路都是平整的柏油路，高楼一栋比一栋高，可我总觉得脚下的路少了点什么——少了草叶蹭脚踝的痒，少了烤红薯的甜香，少了风穿过槐树叶的沙沙声。

去年过年的时候，我终于抽时间回了老家。开车路过南山坡的时候，发现原来的土路已经变成了平整的沥青路，坡上的茅草被清理了，爷爷种的红薯地改成了油茶林，绿油油的一片，看着特别精神。坡顶的老槐树还在，只是枝桠又少了几根，爷爷坐在树下的青石板上，抽着旱烟袋，头发已经全白了，背也驼了很多。我走过去喊他，他抬起头笑，脸上的皱纹像山坡上的纹路一样深。“回来了？”他说，“坡上的油茶今年挂果了，等下给你摘新茶喝。”

那天我坐在老槐树下，和爷爷聊了很久。风还是和小时候一样，吹过油茶林沙沙响，阳光落在爷爷的脸上，暖融融的。我帮爷爷把晒好的柿饼收进竹筐，指尖碰到柿饼的瞬间，还是当年的甜香。爷爷说，他现在爬不动坡了，就让村里的年轻人帮忙打理油茶林，“等你下次回来，就能喝到新茶了”。

后来我回到了大城市，每次觉得累的时候，就会想起南山坡的风。我读了很多书，见过很多山，有高耸入云的雪山，有云雾缭绕的青山，可再也没有哪一座山，能像南山坡一样，刻在我的骨头里。它不是什么风景名胜，只是一道普通的土坡，却装着我最纯粹的童年，装着爷爷的皱纹和旱烟的味道，装着我所有的乡愁。

风过南山坡，带走的是岁月，留下的是永远的牵挂。那道缓坡上的每一寸泥土，每一棵草，每一阵风，都在提醒我：不管走多远，总有一个地方，总有一道坡，在等着我回去。